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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,非常到位,郑永年写的

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,非常到位,郑永年写的
文 福来 巴比网

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、黄彦杰写的一篇文章,“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”,写得非常到位、非常深刻、非常本质,能让我们准确的认识中国的历史、中国的现在,当然也可扩充于认识世界。

中国几千年的发展,都是遵循郑永年、黄彦杰这篇文章“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”中阐述的原理或逻辑,即风险的分布分散机制。我更愿意加上利益二字,即风险/利益的分布机制,时髦的词就是体制。这种机制,使得无论是过去的中国还是现在的中国,抗灾难能力都比较强。但这种机制弊端也是致命的,除了抗灾,其他几无是处,也可以说是中国历史频繁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。我们现在常说顶层设计、改革等,如果不能从本质上深切认识到“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”一文中所阐明的当下中国社会的风险分布格局,那么所有的改革都将是皮毛。

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到现在都采用了这种畸形的风险/利益机制?中国历来重视稳定,但中国却又是历来最不稳定的,是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的,还是中国的文化基因决定的?我们有易经,讲阴阳平衡;我们有道德经,讲无为;我们有论语,讲仁义礼智信,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几千年来国家、皇室、特权利益集团成为中华民族绝对的主宰和吸血虫,究竟是何原因促使并强化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机制?任何一个机体和机构,都会本能地减小自己的风险规避自己的风险,但为何独独中国的风险利益机制发展到这么一种极端的程度。非洲的有一些国家其程度也如此,但中国可是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。比较合理的解释是:可能中国几千年来自然灾难多,导致需要国家集权,国家集权又导致更多更大的人为灾难,两方面互为强化。如此一来的话,则中国问题就永远无解了,只能是这条道路:灾难-集权-灾难-集权强化-更大的灾难-改朝换代。岂不可悲!希望这方面有专业研究的学者赐教。
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领域。对国家如此,对个人也如此。高风险高收益,低风险低收益,这是世间的法则。但无论植物、动物还是有灵性的人类,都是希望零风险高收益,没人希望零收益高风险。这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。事实上,零风险高收益或零收益高风险都是极不正常的,都会导致快速灭亡。我想,智慧的人类,应当是追求中风险中收益,也就是中国传统的度,要知止,知足,少管制,别追求绝对统治,只有这样,才能长久,但是这个平衡点,谁又能掌握呢。

再一次推荐“风险时代的中国社会”一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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